毕淑敏

毕淑敏一家

第一次见面，吸引我的是她那种不属于20岁女孩的镇定和平静

在我眼里，毕淑敏一直就是个普通人，但她比较有毅力。相识那年，我21岁，她20岁。她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当医生。我在另外一支部队司令部当机要参谋。阿里的气候非常寒冷，海拔5000米，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一年有半年时间大雪封山。在认识她之前，我甚至不知道那里还有女兵。

1972年10月，我从边防团下来，利用到医院看病的机会，与她第一次见面。在见面之前，互相通过几封信，见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考虑是否建立恋爱关系。

我第一眼看到毕淑敏时的印象，既不是她的容貌，也不是她的才气，吸引我的是她的神情，那样一种不属于年轻女孩的镇定和平静。我后来问过她，你是如何变成这样的？她说，可能是在西藏太寂寞了太枯燥了，天天看着单调的雪山和一动也不动的云，人就呆若木鸡了。

第一次相见，她给我的印象是，身上的军装很整洁，军帽戴得端正，发式也是她之后多少年一贯保持的那种短发，脸上很平静，没有一丝紧张和不安。我想这可能和她在阿里高寒缺氧，脑子比较迟钝有关吧？没想到谈起话来，她知识面很广，闹得我心里很有压力，心想以后要是和这样的女兵谈朋友，自己 也要多读书，才能显得比较般配。后来双方互相留了地址，我一看，好家伙，她的字也写得很漂亮，比我的字要好。我当时常常给首长写报告，字也写得不错。

认识毕淑敏之后，我有意识地多读书，并开始练字，战友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变得如此勤奋，如此用功好学，其实那动力很简单 ，就是别让毕淑敏把我给比下去。我曾经问过毕淑敏，你的字写得挺好的，是不是在雪山上闲着没事，天天练字啊？她想了想说，没有。也许我每天给病人看病写处方，积少成多也算是锻炼吧。我也问过她，说第一次见面时候，我看你很镇定，是不是在我之前谈过别的男朋友啊？她说和我是第一次谈恋爱，当时她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很平静。不过，想想也正常，因为整个阿里高原，只有几个女兵，成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男兵，她可能已练出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定力了。

经过长达5年的恋爱，我和她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

她很敬业，是好医生，也是好主妇

她是对家庭 很负责 很敬业的那种主妇。别笑我用了“敬业”这个词。因为我觉得有些女人对主妇这个角色不够热爱，有点敷衍了事。毕淑敏不是这样。我家周围有好几家超市，毕淑敏需要采买的时候，总要轮番去逛。我说搞那么复杂干什么？认准一家就是了，价钱上差不了多少。毕淑敏很认真地说，不仅仅是价钱，还有不同的品牌和产地，不同的超市进货渠道不一样，当然要“广种薄收”“博采众长”了。

晚上散步的时候，毕淑敏常常拉着我往远处的商店走。她说这样一举两得，既锻炼了腿脚，也充实了菜篮子。我说，你是不是三天不购物就手心痒痒啊？她说：“你要上班，孩子要上学，老母亲有病需要补养，我当然要把后勤搞好。”到了商场门口，她对我说：“你不愿意进去，就在附近溜达一圈，我买了东西很快就会出来。”这一点，毕淑敏说到做到。

她从来不会漫无目的地乱逛，也不会被打折和减价所诱惑，总是直奔主题“速战速决”。不过她买东西也有缺点，就是几乎不会还价。在自由 市场，人家说多少就是多少，买了就走。我说：“你这是不是有点傻？”她回答：“是有点傻，但我耗费不起那时间。讨价还价也许要用去10分钟，有这10分钟，我能看几页书呢。”

毕淑敏对工作也很敬业。一谈起她的工作，我就觉得她始终是个医生。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就是医生。2002年8月，她和她的一帮学心理学的博士同学开办了一家心理咨询中心。除了当作家，她依然是医生，只不过过去她是内科主治医生，现在是心理医生而已。前几天，我和她从云南回来，下了飞机天都黑了，冷风刺骨。从机场坐上出租车，我对司机说开回家，毕淑敏说不能回家，因为她要直接去心理咨询中心工作，已经预约了来访者。那天她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2点了。

有一次，毕淑敏和她母亲到河南去，那里有不少她在部队时的战友。一下车，她就被战友们围起来，很多人都请她到自己家里吃饭，说自己 的病是毕淑敏治好的，现在要表表心意。连她母亲都吃惊，对她说：“当年你的医术就那么好，那么神？”毕淑敏倒是挺清醒的，说：“我的医术算不上特别好，只是比较仔细热心罢了。”毕淑敏认为：“其实，人真正得了治不了的大病，谁也没有办法。如果是小病，只要诊断对了，方法和药物都差不多，医生的态度就很重要。病人叙说他们的病痛，我能耐心 地多听一会儿，多问几句，真心实意地陪伴着他们，仅此而已。”

她的写作属率性而为，都是肺腑之言，我被她的辛苦打动

毕淑敏的写作，我觉得是率性而为，写的都是肺腑之言，不会跟风，也不会为了得个什么奖而刻意为之。1986年她写处女作《昆仑殇》的时候，已经34岁了，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当所长。她决定写小说，别说他人，连我都想不通。一个拖着孩子的中年妇女，早已不是文学青年头脑发热的年纪，何必要自讨苦吃呢！再说，我们在文学界举目无亲，贸然投稿，不是明摆着死路一条吗！我把这些顾虑都对毕淑敏说了，她又是那种很镇定的神气，说：“我都想过了，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我喜欢写作，我才拿起笔。我又不是想出名趁早的人，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一个星期后，当她把厚厚的一叠稿纸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确信，她真的下定决心要用笔来说话 了。

毕淑敏的处女作是我骑着自行车送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我曾对她说：“咱们发动群众，和亲戚朋友通通气，就不信找不到认识的编辑，那样会稳妥一点，人家才能给你认真看看。”她说：“那不就是走后门吗？不必。写作是我喜欢的事情，我要是为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先掺进去自己 不喜欢的事，就没意思了。”结果我们是什么人也没托，就这样素昧平生地把稿子送到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非常及时的审完稿子，给予了很好的评价。后来，她的处女作《昆仑殇》就发表了。

一谈起这段经历，她就说，她很感谢责任 编辑，也很感谢我，是我帮她把稿子送到了编辑部。我说，嗨！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看你点灯熬油地平生第一次写了那么长的文章，要是邮寄丢了，你还不得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里面的保尔，悔得几乎自杀，为了让你安心，就帮你一把。谁让你那么憷窝子呢！

毕淑敏写作的习惯 很正常。她几乎从不熬夜，也不睡懒觉，也没有什么特殊嗜好。我常和她开玩笑说，你怎么像个老农似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家大作家都是有些怪癖，比如专用什么工具，或必须穿什么衣服，或喝什么酒才能写出好文章来。毕淑敏还是那种很安静的神态，说：“我不是为了当什么作家才写作的，我是心里有话要说。一个人真有话要说的时候，别的就都是次要的了。如果有一天，我的话说完了，我就停笔，绝不没话找话。”说到这里，她难得地有些忧虑地说：“一个人不停地写下去，有时可能会成为惯性。到了那个时候，你可记得要提醒我啊。”

对她的作品，我最喜欢的是她的处女作《昆仑殇》。因为我亲眼看到了她怎样白手起家，踏出了第一步。对一个作家的家人来说，评价作品也许和读者和评论家有所不同。我看到她付出了太多的辛苦和努力 。我已经跳不出来自己 对她的看法，所以就难以客观地去看她的作品了。

我从没觉得她是名人，在某种程度上，她还是个悲观主义者

我从没觉得她是名人，所以也不觉得当她的丈夫有太特别的地方。我们一起外出，她常常被人认出来，照相或签名时，我就站在一旁，也觉得很自然 。夫妻吗，只要是真的相亲 相爱，没有什么名声和金钱的差异会阻碍情感。我们已经携手走过了20多年，已经慢慢地变老了，我们还会继续携着手，继续变老。

在我们家里，凡事基本上都是商量着办。遇到有争论的问题，毕淑敏的基本策略是把自己 的意见说清楚，然后就听别人的意见。至于怎么决定，就要看这件事和谁的关系最密切，谁就最后做主。举个例子，比如决定要买一张电脑桌，她说这样的好，我说那样的好。她说电脑桌谁用，谁就有决定权，问题就解决了。比如孩子找工作或者找对象，她就说，当然是和孩子本人关系最密切，所以本人的意见最要紧，别人的意见只是参考。

要说我们夫妻间最大的矛盾，我还真有点为难。我们之间从没有大的矛盾，大的方向都是一致的，剩下小的风波就转瞬即忘了。如果一定要找，我觉得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有一种很深在的悲凉之感。她对自己 对他人都比较严格。她也许不说，也会很宽容 地理解 你，但我知道，在她内心，是镜子一般的清楚。

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怎样写作的，要是从我看到的毕淑敏的写作状态来说，我觉得写作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但是很辛苦。她会有很长时间的准备，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会读很多书，可以这样说，从我认识她那一天起，没有一天她不读书。就是在刚刚生完孩子的日子，她也在读书。孩子奶奶，就是我母亲看到了，很是担忧，对我说，你告诉淑敏子，月子里不能看书，要不以后会落下眼病的。我赶快把这话转告毕淑敏。她说：“谢谢你妈妈了。我是医生，会保护眼睛的。”但是她依然不倦地读书。她在床头堆着高高的一摞书，我有时开玩笑说：“如果半夜里地震了，你留神被倒塌下来的书砸破头。”

在长久的准备之后，毕淑敏会很从容 地开始写作。日复一日，很有韧性地坚持 下去。我几乎没见过她通宵达旦地突击或是眼睛熬得红红的连轴转，她的做法是平稳地推进。我打趣地说：“人家写一个长篇小说似乎要脱一层皮，你怎么也不见瘦啊？”她说：“写长篇是跑马拉松，不能用短跑冲刺的方式，悠着劲，慢慢来吧。”

她朋友很多，对母亲特别孝顺，对孩子特别开明

毕淑敏有很多朋友，从她上幼儿园的朋友到在北师大读心理学博士课程的朋友。她和他们都常常联系。这其中还有她读小学和读中学的朋友，当兵时的战友，学医的同学，工厂的同事，当然，还有作家……我有时会纳闷，这么多朋友，会不会交往起来很辛苦？毕淑敏说，不辛苦，很快乐 。

2001年，她母亲得了重病。毕淑敏是个十分孝顺的女儿，老人患病后，我们就把她母亲从石家庄接到北京。老人所吃的药，她都要先吃一遍。我看着心疼，说你也没有这种病，跟着吃药干什么？万一出了问题，老少都赔进去了。毕淑敏说：“有一些药毒性很大，又没有经过充分的验证，我不放心。我当过医生，对药物的敏感性高，我先吃，如果没问题，妈妈再吃，保险系数就大了。”我劝阻不住，只得看着她不停地吃药。也许正是这种心愿聚集起力量，老人的病经过三年调养，一天好过一天。我是个不相信奇迹的人，但也被她深深感动 。

对儿子，我觉得毕淑敏是一个开明的母亲。

有一天，我看到外面刮着大风，儿子穿很少的衣服就要出门。我急忙劝阻，但是他不听，说看起来外面的阳光很好。我就对毕淑敏说，你快出马劝劝吧！毕淑敏就停下写作，对儿子说，今天的天气预报是风力多少，气温多少，还是很冷的。北方的冬天有时候阳光明晃晃的，但有风就不暖和。如果冻病了，会发烧咳嗽……话说完了，儿子还是执意不穿厚衣服。毕淑敏就不再说什么，眼睁睁地看着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跑了出去。

儿子走后，我对毕淑敏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毕淑敏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已经长大了，该穿什么衣服是他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自己有决定的权力。我气呼呼地说，那要是冻病了，怎么办？毕淑敏说，那他就要自己负责 了，吃药打针。也许他那时候就记住了冬天穿衣服，不仅要看有没有太阳，也要看有没有风。说完，她就泰然地去写作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理性的母爱吧。毕淑敏反诉我的字写得可不算好。近来因为用电脑，很少拿笔，更有退步趋势。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专门研究笔迹学的专家，我说，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人的字在短时间内，有比较显著的提高啊？他说，有啊，先让我看看那个人写的字，找出他的毛病，再对症下药。我回家之后，就让我的孩子写了一张纸，给专家寄去了。当把信封黏住的时候，我自己 也写了一张纸放进去，请专家指教。过了不久，专家回信了，说：孩子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你不必担心 ，当他长大之后，会写得更好。至于你的字，则没有你孩子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