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市由市发展而来。《周礼·司市》记载：“大市，日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可以看出周朝已经出现了一日三合的市场制度，且各有所专；其中“夕时而市”的“夕市”，在部分研究者眼中已然是夜市的雏形。
时至汉朝，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一日四合”的现象。《后汉书·孔奋传》载“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市日四合”，清人惠士奇在《礼说》中考据言“古者为市，一日三合，而河西姑臧，市日四合，扶风美阳，俗以夜市，则司市之法，不行于天下矣”，将多出来的“一合”定为夜市。除西北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南州异物志》也提及岭南一带存在“常夜为市”、“昼夜作市”的部族。
不同古籍对夜市的描述让后世学者对中国古代夜市的起源有了不同看法，不过由周而汉以来的夜市显然尚处于萌芽状态，而且其出现范围远远未扩及至江南。江南夜市星星之火，尚要在盛唐的浸透下，徐徐燃烧起来。
唐朝夜市：宵禁里的笙歌彻晓闻
与后人眼中的盛唐气象大异其趣，在唐朝近三百年岁月里，绝大多数夜晚是与宵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宵禁乃古制，早在《周礼·司寇》中便有“司寤氏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的记载，可见周朝不仅实行宵禁（夜禁），还出现司寤氏与夜士的分工。周朝之后，历朝因袭宵禁制，秦汉两朝历设宿卫郎官、执金吾等官职“呵夜行者”“以禁夜行”，甚至连李广这样的名将也不得通融，在进入宵禁时间后只能“宿于亭下”。《三国志·田豫传》更以此作比，提到“年过七十而以居位，譬犹钟鸣漏尽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从中不难体会宵禁制度在古人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然而在距离政治中心较远而同样繁华的南方，尤其是人口不断增长、商品交换日趋活跃的江南，情况就变得不一样了。至开元、天宝年间，扬州民商相错的十里长街已经形成，其繁华从唐人林林总总的诗句中便可见一斑，如杜荀鹤的“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张乔的“夜火山头市，春江树杪船”或是卢纶的“沿溜入阊门，千灯夜市喧”……其中尤值一提的是王建的《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时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
“如今不似时平日”，指的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王朝已然国势中衰，然而依然“笙歌彻晓闻”，由此不难推测出扬州夜市全盛时的景象。诗人歌咏固不能与正史记载相比，但诗句如此集中并能传世，晚唐江南夜市的规模不言而喻。
当然，无论唐朝江南夜市有多兴盛，囿于时废时兴的宵禁制度，夜市毕竟处于“禁而不罚”的尴尬境遇，从律法上为夜市“正名”的任务，尚要由后世完成。
两宋夜市：三更方尽五更开
唐末以降，虽然社会再度陷入动荡，但商人阶段却逆势崛起，直至北宋乾德三年，宋太赵匡胤终于下诏“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很快造就了汴梁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宵不绝”的景象。北宋中期，市坊合一的格局最终形成，坊墙倒塌之后商品交易进一步遍及街头巷尾，商家面街而市、小贩走街串巷的现象已成为大城市的日常。
宋室南迁后，与武力未彰的国势相比，江南一带经济发达，民风尚奢，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江南地区孕育出了盛况空前的夜市，尤其是南宋都城临安，更是一派车马骈阗、灯烛辉煌。正如陆游在《夜归塼街巷书事》所写的“近坊灯火如昼明，十里东风吹市声”，临安夜市遍布大街小巷，尤其是钱塘江边的码头与城北大运河商埠的夜市更为兴盛，堪称盛景。
与唐朝夜市在诗句中的惊鸿一瞥不同，宋朝夜市景象在众多书籍中有详细记载。吴自牧《梦梁录》中称临安“买卖昼夜不绝”，游人至“交三、四鼓”方渐稀少，与之相对的店铺更是多种多样：有经营“直至三更”的“杂嚼店铺”，有“每日自五更市合”的潘楼酒店，有“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的分茶、豝鲊店，还有“白昼通夜”、“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的瓦市、面食店。
在交通运输的发展下，南宋夜市的商户已经能够根据季节的变化随时更新所卖食物，《梦梁录》载：“四时景物，预行扑卖，以为赏心乐事之需耳。”而在传统的餐饮业之余，卖文、卖画、卖糖、卖药者不一而足，其中别具特色更有卖卦。夜市上的卖卦者起着如“玉壶五星”、“鉴三星”等神秘名号，同时喊着“时运来时，买庄田，娶老婆”这般接地气的“宣传语”，亦是颇有时代风景的一幕画卷。
平时已然如此，节日里的夜市便更为蔚为大观。重商立国的宋廷极为重视“假日经济”，不仅节假日达到了“七十有六日”，部分节日还“赐休假三日”，并在元旦、元宵、冬至等重大节日期间减免赁屋钱。节日时期房屋租金本偏高，宋廷有意压制，进一步推动了夜市的繁华。
不难看出，此时的江南夜市已是实至名归的“购物天堂”。除了商业本身的张力外，江南夜市繁华的背后也有更深的文化政治背影。一方面，江南工商业从业者增多，民风竞奢，居民对市场依赖性因此变强，正如蔡襄诗云：“钱塘风俗本夸奢，上商射利尤加勇。”另一方面，市民阶层进一步变革，手工业者、仆役走卒、倡优浪子、落魄文人等社会“小人物”崛起，在特定的消费力与审美面前，以勾栏瓦舍为代表的娱乐业异军突起，成为宋朝市场上一抹亮色——《三国演义》的前身《三国志平话》等三国历史题材话本，正是由这些活跃于瓦舍的“说话人”口中娓娓道来。
明清夜市：愈见繁华的富贵风流之地
元朝商业发展难与两宋齐平，但杭州北关夜市依然跻身于元朝“钱塘八景”之一，可见南宋临安夜市所具有的强大惯性。明清两朝，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发展趋于顶峰，夜市再次繁荣，而江南夜市也在这一时期独领风骚。
明清两朝都城夜市少了些铺张，但夜市广泛分布于州府而尤以江南为盛，在地域分布上远甚于两宋。大量以“夜市”为名的集市出现，部分大城市甚至演化为全方位开放的夜市，相较于两宋夜市，明清夜市显得更为“亲民”。
明清时期，杭州虽不复为都城，但其市场依然昼夜不停地运转，最为繁华的北关夜市更是杭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高得旸《北关夜市》诗云：“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国流传直到今；青苧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阴。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妇人散醉襟；阛阓喧阗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杭州夜市之盛，溢于言表。
高得旸为洪武年间诗人，可见杭州夜市风光未被战火惊扰太多。万历年间，山东盐运使制官汪珂玉入杭州，依然一派“灯火盈街，夜市如昼”的景象。清朝之后，杭州夜市愈见繁华，《西湖志》中如“樯帆卸泊，百货登市”“篝火烛照，如同白日”等语句比比皆是，一幅太平盛世景象。
杭州夜市如此，苏州自然不让分毫。唐寅在其《阊门即事》中对苏州极尽溢美之辞，其中便有夜市之功：“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北宋汴梁夜市不过“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而明朝的苏州已然“五更市卖何曾绝”。
曾在晚唐独领夜市风骚的扬州亦是一派“歌吹竹西多夜市，几人曾到玉勾天”的画卷。明清时期的扬州不再是铸镜业和造船业的中心，也丧失了国际大港的地位，但其夜市依然璀璨，以至于扬州富贵家形成了“好昼眠，每自旦寝，至暮始兴，燃烛治家事，饮食燕乐，达旦而罢，复寝以终日”的夜间消费风潮。清朝的扬州夜晚泡澡之风盛行，《邗江三百吟》中道“城内外（澡堂）数以百计”，又是扬州夜市的非常风景。
相较于前朝夜市，明清江南夜市又以游船为一绝。洪武年间秦淮河南岸建富乐院，为倡优乐妓聚集之所，后渐渐发展为演剧唱曲的繁华区域。明末诸院纷纷在秦淮河畔构建河房露台表演，于是秦淮河上“火龙蜿蜒，光耀天地，扬槌击鼓，踏顿波心”；河畔“雕栏画槛，绮窗丝障，十里珠帘”。其文化印记直到百年之后依然影响着后世文人，朱自清与友人俞平伯书写的名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之中，依然有一番对明清夜市风情的向往之心。
中国夜市萌芽于汉，问世于唐，发展于两宋，普及于明清，用华丽的笔触书写了一部中国千年商业史，而江南夜市，则是这部史书中最耀眼的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