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吃五谷杂粮，难免生老病死，疾病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事情。有了病，就要看病，就要去医院，就要吃药、打针。

　　建国初期，医院少、医护人员少、医药少。那时，医生的数量和人口总量不成比例，看病难自然也就成了普遍现象。在那个背景下，为了给广大群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每个大夫走街串巷，大病小情必须通治。以至于到最后，都变成了全科大夫。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可以说是国家医疗体系的主力军。

　　正因为走街串巷，总是要去挨家挨户的走，所以得了“赤脚医生”这么个称号。

　　直到2004年1月1日起施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后，乡村医生必须经过相应的注册以及培训考试，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才以此划上了句号。

　　从诸多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赤脚医生为新中国缺医少药的医疗条件解了燃眉之急。

　　六七十年代的平房地区，只有一家平房医院，村民们更多的是靠医疗队和赤脚医生看病。

　　当时，20几位赤脚医生就担起了整个平房地区的医疗重担。以至于如今，人们谈论起赤脚医生，仍然怀着一种尊重和感谢的心情，因为有很多人祖孙3代都吃同一个医生的药。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原有的合作医疗体系被打破，新的医院开始建立，新的药厂开始开工，缺医少药的日子得到了大幅度的缓解。

　　在医院中，病房、病床多了，各种先进的医疗设施和器械以及高级的检查设备也慢慢地得到补充。拍片子、照CT、核磁共振开始进入居民的生活。

　　市区级以上的医院医疗条件良好，可是在农村，却依然没有太多的医疗设备。除了在医院的硬件上有所改善外，对于确诊技术和各种化验技术仍然是不发达。因为没有及时确诊而导致的病情拖延也屡见不鲜，时有发生。

　　九十年代至今，不管是从服务，还是从条件上讲，都可以说是医疗条件发展的高速阶段。

　　高科技的仪器，宽敞明亮的病房，上千种药物，人们的健康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医疗条件硬件上的改进，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也让人们能够看得起病，做得起检查和手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广，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立，都为居民们提供了良好的就医环境。

　　现如今，社区卫生服务站、地区民营医院都为居民们创造了良好的医疗条件。医疗保险和各种福利政策更为我们增加了经济保障。看病难、挂号难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去的医院。不仅是大型综合医院，现在专科治疗的医院也是层出不穷，骨科、糖尿病、妇科等各类医院让我们有了更加广阔和专业的选择空间。

　　除了外界条件的变迁，人们从主观上对健康的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

　　从几十年前的忍病、不看病，到现在的主动防病、治未病，思想觉悟上提高也使我们平时更注意保护身体，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六十年的医疗条件变迁带来的是如今大众的身体健康。

　　据统计，建国初期，全国人均寿命仅为52.8岁，而到了近两年，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近80岁。是啊，各方面条件都好了，健康长寿也是理所当然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缺医少药看病难

　　药品供应紧张

　　建国初期，新中国各项事业都处在发展阶段。在当时，医疗也处于一个较为落后的状态。

　　今年65岁的罗春领阿姨1964年起在北京市医药公司工作。在当时，医药公司负责全北京市所有医院和少数的零售药店的药品批发。说起那时的药品条件，罗阿姨仍然记忆犹新。

　　“毛主席在1966年的626指示中说要医药下乡，搞农村基层的医疗建设。”罗阿姨说，“但是药品依然是不多，都是按计划分配。比如说有一万盒药，这一万盒药按照百分比严格分到医院和乡下。”

　　罗阿姨说，那时单位里的职工还是骑着自行车把药带到农村，即使是昌平、密云这样的郊区，也都要骑车送到，一去就是一个星期。

　　据罗阿姨介绍，当时的医院并不像现在，想要多少药就批发多少。那个年代是各种物资都紧缺的年代，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有就不错了，药的品种更是不能保证。

　　“我们公司那会儿有个员工，因为偷着把药卖给自己认识的村，还受到了处分！这就是很好的例子，说实话，当时真的是太紧张了！”罗阿姨告诉记者，六十年代的时候，医药公司的年销售额只有几千万，不到一个亿，但是到了2000年她退休的时候，销售额是10几个亿，到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上百亿了。

　　看病难条件差

　　姚家园村的闫荣秀阿姨今年59岁，想想几十年前，闫阿姨说：“当时看病，如果你是职工子女，是可以报销的，当然这就是优待，农村里就不行了。本来医院就少，设备不行，还没药，所以农村就更没有看病的地方。”让闫阿姨记忆深刻的是当时看病都要开单子。“那会儿看病得开单子，大队里治不了了就得给你转院。我是铁路职工子女，就只能给转到铁路医院去。只要是换地方，就得开单子！”

　　医疗条件的落后，直接导致的就是看病难、治病难、突发事件的解决难。闫阿姨的老伴刘连仲大爷说：“我母亲就是难产大出血去世的。那时候我10岁，刚建国，医疗条件差，你搁着现在，就没事。”

　　家住国美家园社区的徐宝兰几十年前就是一位赤脚医生。1962年，22岁的徐宝兰到了平房医院黄杉木店分站工作。徐阿姨回忆道：“当时那条件什么样啊？就是租的粮店的3间房，条件艰苦啊。输液？哪有输液，那会就是吃药，打针。六十年代麻疹大流行，就天天给人打针。”徐阿姨说，那时候人们的健康意识也不行，除非是病得重了，要不然很少有看病的。就是重病，也没有多少条件治疗，治不了就得往区级、市级的大医院转，看病难，看不上病是常有的事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赤脚医生走天下

　　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是基层医疗的保障

　　说起七十年代的医疗事业，不能不说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文革中期开始后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一些情况下“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

　　今年67岁的王桂芝以前就做过赤脚医生。

　　1972年，粗略学习了一些医药知识的王桂芝到了黄杉木店大队医务室。

　　“那会药的确少！消炎药只有庆大霉素、青霉素什么的；止咳的就只有甘草片和咳平；肠炎就是黄连素等；头疼发烧那就得吃ABC片了！”王阿姨说，当时的药品一共也就40多种。“搁着现在，40多种药能治什么？能满足人们需求吗？不过当时还就是这几十种药，救死扶伤，全靠它们！”

　　那时候，医疗条件的简陋还是很让人头疼。王阿姨说，在医务室里，仅有的一个医疗器械就是个血压表。

　　“我们那会白天晚上盯班，出诊的时候就挎个小药箱。箱子里无非就是针筒、针头、体温计，还有些最简单的药品，这就是全部的小家当了！”王阿姨说到自己的小药箱，还是笑得合不拢嘴，“我家里现在还留着呢！”

　　赤脚医生都是全科大夫

　　王桂芝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给别人打针的时候。“那是一个中午，来了个老太太，是哮喘，喘的脸都变色了，那叫一个严重。来了就和我说要打针，难受得不行！可是我也不会啊，当时就紧张了。”王阿姨回忆说，“你猜那老太太看我不知道咋办，她怎么说？她说，‘我的肉，你的手，你就给我扎吧，疼也是我疼，你怕啥？你给我打完了我就不难受了，我就不喘了！快点吧！’然后，我就心一横，就给她打了一针。”王阿姨说完自己就笑了起来。她说当初刚学过一点打针，但人家难受得不行，自己必须得上手了。

　　还有一次接生也让王阿姨印象深刻。亮马厂当时有个孕妇生孩子，可是孩子是臀位，腿先出来，头被卡住了，出不来。接生婆又没办法，找到王桂芝去抢救。

　　王桂芝到场时，孩子还没有生下来。等到生出来，孩子已经没有呼吸了。王桂芝赶紧对孩子实施抢救，又是心脏起搏又是人工呼吸，半个小时后，孩子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说到这儿，王阿姨笑着说：“我们赤脚医生哪个都接过孩子，没数，什么事都得管！”

　　但说起工作的艰难，王阿姨又叹了口气：“那会儿没条件啊！累！真累！但是你看着病人受罪，就得上，什么病都得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医疗条件飞速变

　　硬件条件逐步改善

　　入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国家的各方面实力都开始迅猛发展，硬件设施和医疗条件的改善日益显现出来。

　　在医药公司工作的罗春领阿姨说：“从七十年代末期，药品就不是按计划分配发给医院和基层了。由于制药厂的大批建立，药物供应不再紧张，那个时候就已经可以要多少药有多少药了。”

　　罗阿姨说：“时代就是不同了，国家的产业发展很快。想想建国初期全国也就六七十家药厂，到八十年代已经有几百家药厂了，生产力上去了，药就多了。还有就是批发商，开始北京市只有我们医药公司一家，后来发展到二三十家！”

　　伴随药品发展的，还有就是医疗设备和硬件设施了。做过赤脚医生的徐宝兰说：“七十年代的时候，用的针头钝了还要磨呢！后来我就说，不能磨，万一磨的不光滑，用的时候再给病人造成创伤，引起感染，这不是添乱吗？所以用钝了就换。遇上打针人多的时候，可麻烦了！”徐宝兰第一次用上一次性针头是在八十年代。有一次，村里有十几个人出现中毒现象，全都需要输液。结果是从外乡买来的一次性针头起了作用，不用消毒，直接就用，用完就作废。徐阿姨说：“这个好用！省事，又方便，不用放在饭盒里煮了！”从那以后，就全部改用一次性针头了，而针头反复消毒使用，已经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

　　大夫告别“赤脚”时代

　　时间进入到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中国农村土地的再分配终于使赤脚医生成为夕阳职业。

　　王顺华所在的平房村的集体土地也开始逐渐被分到各户。“赤脚医生一般都是农民，我们既得给别人看病，又得照顾自家的农地，根本就顾不过来。”

　　王顺华自1970年起一直是赤脚医生。他记得，改革开放后，大量赤脚医生放弃了这个专业。“有的选择到城里当工人，有的嫁人到别的村子，村里原来的10多个赤脚医生只有我和一位老大夫留守。”

　　因为王顺华家里的土地一直交给弟弟打理，而他对医生这个职业又比较喜欢，就一直坚持干了下来。

　　1985年初，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格后可以继续行医。“赤脚医生”从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在那一年，经过区卫生局的统一再培训，光了15年“脚”的王顺华终于“穿上了鞋”，成为一名乡村卫生员，在村里办的诊所工作。

　　那时的平房村诊所已经初具规模。“共有80平米，3间房，包括一个诊室和注射室，一个药房和一个输液室，诊所里没有护士，所有输液和看病的工作都有王顺华和另一个乡村医生一起负责。”

　　转眼间20年过去了，王顺华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平房卫生服务站医生。2005年，平房地区的5个村属诊所正式被平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收编”。而王顺华也一跃成为卫生服务中心下属平房卫生服务站的一名全科医生。

　　在平房卫生站，王顺华终于有了助理。“现在我只需要帮病人看病就行，帮病人输液，拿药都有专门的护士来负责。”而平房卫生站的功能也越来越齐全。除了原有的诊室、注射室、药房外，平房卫生站还配备了输液室、康复室、化验室，健康教育室。面积也扩大到150平米。

　　成为一名全科医生后，王顺华也一直在学习。“不学习，可就跟不上趟了。”在不断参加区卫生局组织的各种培训的同时，2007年，他还学会了使用电脑。现在，他可以利用电脑为村民们开药方，并为每一位村民建立健康档案。每次有村民来看病，他只要在键盘上一敲，就能知道这个人以往的病史和病例。

　　走进新世纪：不治已病治未病

　　地区医疗体系日趋完善

　　如今的平房地区，既有功能完善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又有多家药房和民办医院，居民们再也不用走大老远的路去医院看病。

　　提到现在这条件，罗春领阿姨说：“过去就因为没钱，多少人耽误了病情，本来可以治疗的，结果由于经济条件，治不起。”她说：“当时我们单位有个孩子就是，他母亲是患肾病去世的，父亲半身不遂。姐姐患上红斑狼疮，要住院治疗。但就是因为没有钱，他姐姐只能住几天院，好点了就赶紧出院，等严重了再住几天。”罗阿姨的口吻中带着对过去医疗条件的感叹。“可是你看现在，‘一老一小’，医疗保险，我们的医疗保障环境多好！”

　　看病不再走远路，不再排大队，不再发愁，这些改变要归功于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立。

　　罗春领阿姨说：“我就喜欢这卫生站。再也不用去大医院排队看病了，有个头疼脑热的，走几步就到了。多方便，而且药价也合理，便宜呀！这卫生站的药价是和药品的出厂价零差价的，大医院是以药品销售为主要收入的，这卫生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省钱啊！我现在过几个月到大医院去做个检查，其他的拿药什么的卫生站都可以解决。如果将来卫生站可以增加化验和检查，那就更好啦！”

　　闫秀荣则说：“卫生站最大的优点就是近便，省钱。我们老年人就图个方便，怕走远路，有了卫生站，就不怕了！你想九十年代的时候，看病的人恨不得大早上四五点钟去医院挂专家号，现在都还有这种情况。我们这岁数要是去大医院挂专家号真是受罪，有了卫生站，我们这看病就方便多了！”

　　治未病是健康的流行趋势

　　当客观的医疗条件逐步提升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觉到，现在的人们，越来越注重“治未病”，预防为主成了人们普遍的健康概念。

　　现在的人们，再也不是几十年前的不到病重不求医，不到难受不拿药的样子。健康意识上的提高，是人们自我素质的提升，也从侧面反映了社会各方面的健康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过去有病的时候没条件看，有条件也不把病当成一回事。

　　现在的人们健康观念已经全面转变了。用自己的年龄段划分，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自己容易患的疾病，然后从生活方式，饮食结构上积极作出调整，使自己不生病的生活方式已经逐渐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各村、社区积极开展的各种健康知识讲座活动、各种媒体中铺天盖地的健康知识宣传，也从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老百姓的健康知识，并帮助居民树立起理念。

　　在社区，讲授生活常识，疾病预防这样的知识讲座是最受居民喜欢的活动之一。

　　刘连仲大爷说：“我这思想就有些保守，不愿意去体检，也不愿意去医院，可是现在就慢慢地转变了，身体是最重要的，平时要多注意预防疾病。等得了病再治，那麻烦就多了。”闫秀荣阿姨说：“我现在就爱看养生的电视节目，包括食疗啊，健康饮食啊什么的，我很关注。中老年人应该少吃什么，多吃什么，自己都要注意，这样才能少得病，少去医院，健康是最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