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桂杰）某外卖平台骑手陈大哥在北京工作了9年，被称为“元老”级。“当时入职的时候我们有五险一金，还有其他的好多补助。现在专送骑手面对意外和危险的唯一保障是每个月从工资中扣除100多元所购买的商业保险，众包则是每天是扣3元钱。”陈大哥说，大多数的外卖骑手都隶属于不同的劳务公司，或者干脆不属于任何公司，只在APP上注册即可。陈大哥这些年前后换了很多家劳务公司，曾经的五险一金早就没有了。

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参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800万人，同比增长4%。平台企业员工数为623万人，同比增长4.2%。参与提供服务者，如滴滴司机、外卖骑手、家政工等，就法律关系而言，这些人大多数不是平台的员工，与平台没有签署劳动合同，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非正规就业人员”。

这些非正规就业人员遭遇工伤该如何得到保障？由北京海淀区政协中关村创业大街（工会界）政协委员工作站、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承办的“非正规就业工伤保障问题”研讨会日前在京召开。

研讨会上发布的《新业态从业者劳动权益保护——北京地区网约配送员职业伤害调查报告（2020）》显示，超时和餐品损害是外卖配送员遭遇投诉的主要原因。56.78%的外卖配送员因为超时遭遇客户投诉，32.49%的外卖配送员因为餐品损坏被客户投诉。众包配送员的罚款规则由平台制定，在配送APP里都有详细说明。专送配送员则要遵守代理商公司制定的罚款规则，专送外卖骑手遭遇的罚款会比众包配送员更严重。因此，在餐品损坏的情况下，面对高昂的罚款金额，很多外卖员都会选择自己联系消费者赔偿，避免客户投诉。尽管相关部门对于骑手遵守交通法规有规定，但是为了避免超时，不少骑手都有过超速、闯红灯等行为，面临的工伤风险增大。

相较于收入而言，外卖配送员对配送工作的职业安全保障最为不满。30%的外卖配送员对配送工作的职业安全保障“比较不满意”或“完全不满意”，23%的外卖配送员对配送工作的收入“比较不满意”或“完全不满意”。

在研讨会上，外卖工友代表陈大哥说：“目前购买的商业保险不能给骑手们带来真正的保障，外卖员愿意承担政府部门提供的工伤保险的保险费用，但不愿意额外支付商业保险费用。”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处副处长郭勇表示，解决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伤问题需要厘清外卖员与平台企业或者是代理商之间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如果界定不清，就无法划清各自的权利义务，会导致更多问题。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翁仁木表建议新业态群体的职业伤害保障应当在借鉴地方和域外经验的基础上创新，并落实平台和代理商的职业保障责任。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伤保险司二级巡视员周永波说，新业态群体的工伤保险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德国、国际劳工组织、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探讨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职业伤害问题。他提出，可以针对新业态群体设计新的工伤保险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

根据上海市《2019年上半年全市快递外卖行业交通事故情况公布》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共发生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325起，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保中心工伤保险处副处长杨榕报告了人社部关于对新业态人员参加职业伤害保险工作的进展，对于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她说，目前《工伤保险法》等法律未将非正规就业群体纳入到该范围，如果纳入到该范围就默认了与平台存在劳动关系，在经办上有一定的难度。为了对这一群体给予更好的保障，是按单缴费，但是在税务征收、社保征收方面有难度。

她深入分析比较了将新业态群体纳入到现有工伤保险制度和为新业态群体新工伤保险制度这两种做法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在进行政策抉择时应当考虑该群体的实际需求和意愿。

据介绍，有的平台与外卖员有劳动合同，但是盈利不足以缴纳所有的社会保险，作为外卖员愿意单独缴纳工伤保险。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理事长黄乐平提出，不管是建立新的职业险种，还是纳入现行工伤保险制度，都应该重视解决非正规就业人员缺乏工伤保障的问题。

据悉，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和北京义联社会工作事务所的研究团队（以下简称义联研究团队）自2018年以来致力关注以外卖员和快递员为主的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提供普法、法律援助等基础法律服务的同时，通过对这一群体开展调研、访谈和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