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战争中围绕美利坚战俘的宣传及其历史意义
张 慕 智
内容提要独立战争期间，围绕美利坚战俘的战时经历，在美国形成了集报纸、战俘情况调查报告、战俘叙事和战时日记等方式于一体的宣传体系。北美革命者调动人性、宗教、权利等宣传话语，一方面生动呈现了英军对待美利坚战俘的种种残忍行径和英国作为“野蛮残暴的他者”的反面形象；另一方面宣扬了美国以仁慈和忠诚为核心内容的共和主义价值与国家特质。战俘宣传在鼓励美利坚人支持革命事业的同时，深化了他们对共和美德和自由精神的认同，促使其身份意识逐渐从依附英国转变为独立自主，成为推动美利坚人初步塑造自身国族认同感的重要力量，在独立战争的语境下有其独到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独立战争 美利坚 战俘 宣传 国族认同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美双方不仅要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战后还要面对如何处置敌军战俘这一问题。双方对待敌军战俘方式的差异，既反映出双方对战争性质的不同理解，也暗含了其对美国革命合法性的激烈争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催生了以美利坚战俘为中心的宣传活动。战俘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利坚人对英国及自身革命事业的情感、态度和观念上的转变，使其逐渐脱离原有的英帝国认同框架，开始转向新的独立国家思考，进而发展出与美利坚国家特性相吻合的认同感。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美利坚人在公共领域中不断反思和重塑自我认同的一个渐进深化的过程。对这一转变过程的考察，既有利于洞察北美革命者和民众们的宣传逻辑，也能够发现美利坚战俘经历与早期美国国族认同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挖掘战俘宣传在独立战争语境下所承载的历史意义。
国外学界关于独立战争时期美利坚战俘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其中既有综合性的研究，也有专门针对关押在不同场所和地域的特定战俘群体的探讨。前者主要侧重从战俘的住宿、饮食、卫生、日常活动等角度展现美利坚战俘的苦难经历，分析这些苦难产生的缘由；后者更偏重考察英美双方在战俘待遇及政策上的矛盾张力和利益博弈，剖析战俘问题的复杂性。对独立战争时期宣传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通过考察战争中不同群体的宣传行为，探究了宣传同群体利益的获取、公共美德与共和观念的传播、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塑造以及美国早期民主发展之间的联系。但是，涉及美利坚战俘的宣传研究较少。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也尚付阙如。
总之，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美利坚战俘被俘的经历，未深入探究在独立战争的特定语境下，战俘经历作为宣传素材是如何为美国革命精英和民众所利用，以及这种宣传对塑造美利坚人国族认同所起的推动作用。尽管有少数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战俘问题与早期美国国族身份认同之间存在的某种历史关联，但其研究局限于某一特定战俘群体，考察较为片面。有鉴于此，本文从美利坚战俘宣传切入，将美利坚人对战俘问题的讨论与早期美国国族构建问题联系起来，分析战俘宣传的内涵与实质，挖掘其在独立战争语境下的历史意义，为理解美国早期国族构建和政治文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 英美双方对“战俘”身份的界定与战俘宣传的兴起
美国独立战争伊始，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英美双方就给出了不同的理解。1775年8月23日，英王颁布了《镇压叛乱公告》，将北美殖民地的革命者界定为“危险的和意图不轨的”反叛者，宣布北美殖民地正在进行“一场公然的叛乱”，随即命令所有效忠于英国的臣民们“镇压叛乱并揭露一切背叛我们、损害英王及其荣誉尊严的阴谋和企图”。在北美革命者的眼中，独立战争是捍卫自身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的一项合法性事业，是实现政治独立和权利自由的正当手段。正如北美殖民地大陆军将军乔治·华盛顿（General George Washington）对其手下将士们所说的那样：“我们拿起武器是为了捍卫我们的自由和财产，保护我们的妻儿，决定她们的生死，希望有朝一日美利坚人可以分享共同的情感，充分享受自由政府带来的福祉。”
对战争性质的不同理解直接导致了英美双方在战俘身份界定问题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从战争初期乔治·华盛顿与英军将军托马斯·盖奇（General Thomas Gage）的往来书信中窥见端倪。1775年8月，在听闻美利坚战俘在英军手下所受的待遇后，华盛顿将军写信给盖奇将军，声称“美利坚士兵们都被关押在重刑犯的监狱之中”，要求盖奇将军履行人性权利，更为温和地对待被俘士兵。“如果严厉和困苦是你们行为准则的标签，那么你们被俘的将士们也将受到同样痛苦的待遇”。对此，盖奇将军回复道：“这些战俘依照英国的法律本应被绞死，但他们受到了英军的照顾与友善对待。”由此可见，双方对于美利坚战俘身份的理解与阐释截然不同：英国将其俘获的美利坚人视为拿起武器挑战英王权威、本应被绞死的反叛者；北美殖民地则拒绝接受“反叛者”的身份，反对英国将被俘美利坚人视为罪犯。双方的争论本质上都触及了美国革命政治合法性这一核心问题。在英国看来，如果赋予了被俘美利坚人的战俘身份，就等于间接承认了这场“反叛”的合法性以及新兴美国的“独立主权”；北美殖民地主要基于美国革命“合法”的政治前提，来界定被俘美利坚人的战俘身份，认为其享有战俘应得的权利。
1775年9月，在大陆会议的指示下，北美殖民地的革命派报纸刊载了华盛顿与盖奇将军的往来书信内容，将有关美利坚战俘的问题讨论扩大到公共领域，让殖民地民众参与其中，塑造公众意见，进而指导他们的行动。大陆会议的成员们深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获得支持的一种有效途径就是将战争的苦难面貌直接呈现在美利坚人面前。除了战场上牺牲的将士外，美利坚战俘无疑是呈现这种面貌的理想主体。受此政治动机驱使，大陆会议和之后的邦联国会在战争期间积极扩大战俘宣传的影响力，对战俘待遇问题给予了较大关注。1776年5月21日，大陆会议率先对大陆军、民兵组织和海军俘获的敌军战俘制定了战俘待遇规范，并在报纸上公开。该规范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将敌军战俘界定为“所有俘获的携带武器反对革命的人”，赋予他们战俘的权利；二是规定了“在战争中给予敌军战俘人道待遇，其享有与大陆军队士兵们相同的份例标准”等内容，凸显了仁慈人道的特征。该规范还规定由各个殖民地负责管理和关押敌军战俘，并对关押地点、补给标准和投降假释等内容作了要求。大陆会议希望以此在战俘待遇问题上占据道德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