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丰富的育儿理论和流派，又在扰乱着既有的常识。当一个繁衍千年的生育惯例，每个细节都被层出不穷的新理论重新考量，而这些理论又与商业利益的需求相互交织，家长们这些内容的缺少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说都是困扰。

　　以上因素与连轴播放极端信息的传媒网络结合，更加大了父母的担忧。美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讨论的育儿焦虑，多是对“暴力、恐怖主义、车祸”等外在侵害的担忧。安德雷格觉得，这种焦虑在很多时候是莫须有的，是成年人将极端信息中的危险嫁接到自己孩子的成长中。而且“焦虑并不只限于母亲，也传染到父亲身上，鼓励孩子去野外探险不再流行”。正常的游戏也被赋予了危险的意味。”

　　什么是育儿焦虑症？“如果你没有孩子以外的生活，或者当你的孩子出了一点小问题，比如磕破头皮，和别的孩子发生一点口角和争执，你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无法承受一点意外发生，你可能就是这可怜又可厌的家长中的一位。”而沉溺于焦虑泥潭，过于儿女情长的父母，都被研究者定性为弊大于利。他们比放任的父母更加毁坏孩子的未来——伴随焦虑而来的过度控制，不仅毁掉孩子之所以为孩子的生活乐趣，还会毁坏他长大成人的能力：比如自信、独立、忍耐力，甚至被认为戕害到社会的未来。焦虑的父母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大学？可是，作为一个有3岁孩子、正与连绵不断的焦虑对抗的中国妈妈，我还是想辩解一下。我已经历了一些在孩子生理探索期的焦虑考验。

　　每到育儿与社会的接触面，都是中国年轻的白领父母最手足无措、最焦虑的时刻。家庭之外的世界，不仅拥挤，而且藩篱重重。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我不得不从北京往返我的户籍所在地成都两次，因为北京的户籍警察不接受成都方面出示的证明——那是成都警方在几年前对户籍登记格式进行的小小改革。但因为这超出了北京一位街道民警的常识，所以我必须要坐飞机再回到成都，重新开一张符合她认知的补充说明。

　　这可能是当代中国年轻父母的独特体验，是美国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中并不涉及的部分：我们的社会必需品严重不足，我们孩子生活的世界有更多条条框框的严格限制。认识园长或某个教委官员吗？我们想让孩子在正常的年龄，以正常的价格，通过正常的程序，获得正常的医疗、教育服务时，却要面对极不正常的超量竞争。或者为了满足芜杂的行政要求，却要为混乱的行政管理，耗费大量人力和金钱成本。

　　如果你有那么一点混不吝，在中国，由于育儿成本的高企和大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大，很多白领家庭都选择了请老人共同参与育儿的方法。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生活成本更高的北京和上海，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到80%。上一代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加入，为育儿的安全健康与家庭经济增长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在减轻焦虑感方面，有一句老话是“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育儿不要用力过度的劝诫可以翻译为：人生是一场长跑，不要苛求一城一池之得失。但对于从物质紧缺时代开始人生长跑的上一代父母来说，最重要的经验还是：保持队形，不要掉队，更不能脱队。毕竟，我们行政管理体系上的进步还是少得可怜，社会其他部分的突飞猛进，反让它与现实间生出了大量的裂缝。在路况不明的情况下，跟着既有路径走是最安全的。幼儿教育

　　社会必需品短缺但副产品过剩，传统人生路径与现代社会的飞速变迁，是中国白领家庭的育儿焦虑二重奏。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放大，让世代相传的“因爱生忧，因爱生惧”更为强烈：担心他因为不合格的食品监管而不健康；担心他因为接受不到好的教育，耽误在了起跑线上；担心他就算挤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行列，却在充满着智力、权力和金钱竞争的群体中，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可是即便中国的几千万育儿新手愿意洗心革面，控制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软弱，以获得与孩子相处的勇气、智慧时，那至关重要的另一角——社会的公平，这些的获取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