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徐天

“她是我的噩梦！”北京家长张静这样形容儿子豆豆在小学低年级时的班主任。一周至少有三天，她会被温老师叫去学校。理由多样，豆豆没带作业本、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跟同学打闹等。每天，全班家长都会收到温老师群发的20多条信息，对当天表现不好的孩子一一点名，并要求家长到校沟通。最夸张的一次，早上7点20分，张静送豆豆去学校，临时被温老师拦下，要求她留下陪读，因为豆豆课堂纪律不好。直到中午，她才被“赦免”离开。

两年的时间里，张静几乎不工作，对温老师的召唤随时待命。她的喜怒哀乐似被控制了，负面情绪占据了生活。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肉眼可见地滑向冰点。她与先生吵架到凌晨，自责怎么就教育不好孩子，又互相指责为什么不对孩子多付出一点。

她也开始反思，从不给正向反馈的温老师，教学方法对吗？一次沟通时，她说：“温老师，咱俩商量商量，是不是去看个医生，到底是我有心理问题，还是您有心理问题？”她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再参加家委会，也不再去学校与老师当面沟通。张静清楚地知道，因为孩子，自己与温老师存在难解的矛盾。

张静不是孤例。两方冲撞产生出的家校矛盾，已是不可忽略的、极具广泛性的问题。11月，江苏一位家长因不满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在自己发布的短视频中怒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河北沧州，因为不满儿子班主任再三地向自己暗示“索贿”，河北沧州的家长汪文月向教育局实名举报；辽宁沈阳，第127中学一位学生家长，因举报教师金某有偿补课遭到金某丈夫殴打。

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边玉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问题极具中国特色。家长产生民主化诉求，但家校关系不仅仅与家校双方有关，还被教育评价体系、人才评价体系以及内卷带来的普遍焦虑所影响。想要解决家校矛盾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且道路漫长。

模糊的边界

大女儿的一年级，在杭州家长方棋看来，唯有“很痛苦”这三字可以形容。

她和先生从没有给女儿报名过幼小衔接课程。入学第一天，差距就出现了，老师上课教拼音，其他孩子有基础，只有女儿跟不上。别说在规定时间内拼读了，女儿就连正确拼读都成问题。为了完成家庭作业，方棋夫妇每天晚上轮流给女儿补课，一小时起步。他们理解不了，一贯聪明乖巧的女儿怎么连拼音都学不会。补课逐渐变得歇斯底里，夫妻俩都对女儿吼过，也互相指责过。同住的爷爷奶奶心疼孙女，与儿子大吵，一家人鸡飞狗跳的日子直到女儿上了三年级才慢慢好转。

还没缓上几年，小儿子也入学了，方棋特意给他报了幼小衔接。没想到，她每晚依然要花至少一个小时在儿子的家庭作业上。作业花样繁多，每天阅读30分钟图书，听15分钟英语材料，并跳绳15分钟。方棋需要对不同作业形式拍照、录视频，并上传打卡。

除此之外，学校还有家长网上课堂，每周一个主题，比如如何表扬和批评孩子，方棋需在课后提交100字感想给老师，一周一篇，雷打不动。她还要隔一段时间就去学校站岗，帮忙维护上下学秩序。她赞同家校协同，但也觉得，有些事情不应该由家长来承担。

这是学界近几年在探讨家校关系时的重要议题，家校权责分界。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吴重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时代的变化使得许多社会角色处在动态调整之中，学校与家长也是如此。边界模糊，定义重组，权责正在重新划分。双方对彼此的认知既有传统的认知，也有新的理念在其中，这种情况下，冲突的产生是必然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NNPS研究中心主任兼首席科学家爱普斯坦就此提出了一个理论，交叠影响域。吴重涵指出，家校双方的权责会在某片区域交叉重叠，需厘清双方各自的定位。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指出，家庭教育本质上说是生活教育，而学校教育则是系统的知识教育。孙云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家庭教育不应承担辅导孩子学习、批改作业等任务，应警惕家庭教育的学校化、知识化倾向，尤其是学校不断给家长增加任务，将家长变为助教。

批改作业的变体很多，大部分学校都不会将这种要求摆在明面上。对包括方棋在内的许多家长来说，当助教的时间是他们自愿付出的，是为了孩子必须付出的。在家校权责边界上，还有更多的重叠区域。在学校眼中，家长可以承担多重角色——开学前打扫卫生的小时工、大型活动的免费劳动力、更多社会资源及社会关系的中间人。

上海一所著名的小学，每年会有主题活动。校方提出，希望家长拿家中的闲置物品来布置教室。通常，校方会给各班提供两三千元的经费，家长们凭票据报销。但家长若希望布置地符合期待，这些经费和家中闲置物品都远远不够，不少家长选择自己出钱。有一个孩子平时比较调皮，家长觉得给学校添了麻烦，主动承包了年级走廊的设计和布置。一个班级以意大利美食作为主题，班上几名家长自费尝遍上海排名前20的意大利餐厅，并请到大家一致好评的餐厅主厨，在活动当日给学生们做意餐。

在一二线城市的优质中小学，家长自发自愿“为学校做贡献”的情况并不罕见。吴重涵发现，有阶层优势的家长在参与中具有优势，而弱势地位的家长则处于“雪上加霜”的不利地位。但总体而言，家长所承担的小时工、免费劳动力等角色，通常是被学校要求“扮演”的，家校矛盾由此产生。

吴重涵曾在江西省内做过大量走访调研。他发现，同样是请家长到学校帮忙监考，两所学校的态度不同，最终结果大相径庭。一所省内重点学校，要求家长提前来校报到，给他们分配好监考考场、讲清监考准则。考试当天，与监考家长再无沟通，也没有老师现身。一位大学教授作为家长参与了监考后说，“这样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再做第二次”。

而在一所偏远的县城中学，一位农村背景的家长也被要求参加监考。家长此前认为，教师工作是铁饭碗，一周只上几节课，还能拿几千块钱，工作真是舒服透了。监考时，老师始终在场，且与家长有诸多沟通。后来，这位家长告诉吴重涵，原来老师带班多，光是上课备课、批改讲评作业的任务量就很大，与自己想的不一样。

“同样的事情，是单纯将家长当劳动力来使唤，还是着眼于建立信任关系，其结果截然不同。”吴重涵指出，在当前交叠影响域确实存在的前提下，如果非要对这一区域分割清楚，并一一划定权责是归属学校还是家庭教育，这种思路并不正确。他认为，大家更应关注，在交叠影响域中，家校应如何建立信任、开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