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小钱、有点空闲时间并且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教养孩子的父母，最容易接受的育儿理念便是“放养”孩子。

放养理念的横行是我们对自由散漫的童年生活的怀念和对当下教育压力的不满情绪杂糅之后大脑自动选择的一种应对模式，究其这种情绪的根源，也不乏对社会和体制怀有的一种淡淡的怨恨。现在的小朋友，再也无法像我们小时候一样放了学就呼朋结伴地玩耍，而必须由大人牢牢地看管起来，造成这种现象首当其冲的原因便是社会和环境都变得不安全了，人心也变得复杂了。

如果再深究下去，现在的孩子为了残酷的升学压力，不得不牺牲大量玩耍的时间。那么是谁让升学变得压力重重？当然是这个有爹没爹都得拼的社会。

很多自以为执行了放养理念的父母并不能清楚地解释怎样的放养才是有益的放养，他们只知道我需要放养孩子。我可以说他们的大脑几乎完全被主观情绪控制了，凡是顺应他们情绪的东西才能得到他们认可。可是，他们认可之后又不能深入理解这个理念，而是自由发挥出一套自以为是的行动，还为此津津乐道。

你可以问问那些读过《放养孩子》这本书的父母，他们有多少人能做到书中给出的建议。我有一个朋友曾跟我说，他们夫妻俩在周末的早上睡懒觉到十点，不到三岁的孩子起床后就自己在家里玩。这就是他们家的放养。还在一些教育论坛里听父母说，初中以前孩子就该尽情玩，童年不玩以后就没机会玩了。他们都太喜欢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放养”。

传统意义上的放养真没有现在的听起来那么轻松。

较 到底是放养好还是圈养好。别说美国的孩子都在玩，那也得分阶层。在《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这本书里，作者认为至少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美国中产阶级普遍实行的育儿方式是协作培养，大致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圈养”，而工 人阶级和贫民实行的育儿方式才是成就自然成长，即我们童年经历过的“放养”。

和传统意义上的“放养”相比，中国的父母对放养的认识和实践肯定不包括大量的体罚和粗暴语言，而主要集中在想给予孩子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自由玩耍。

协作培养具体执行起来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父母对孩子的天赋、见地和技能进行积极培养和评估，他们给孩子安排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几乎占据了孩子和父母们的全部业余时间；父母会跟孩子讲道理，凡事与孩子平等协商；他们毫不犹豫地为了孩子而干预各种事务，包括监督他们做家庭作业、向学校提意见等等。

事实上，协作培养里提到的与孩子交谈的重要性、发展孩子对学习的兴趣都是教育专家普遍赞同的育儿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教育的孩子，他们虽然被父母安排了各种课外活动，看似显得不自由，但他们在这些活动中不断与成年人打交道，并从中学到的技能，包括面对成人世界的自信、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和系统的认知技能，都比被“放养”的孩子更适应未来的文明社会。

也就是说，是这个越来越强调效率、可预测、可管控和可计算性的社会要求孩子从小就得为这种适应打基础，已经能在这样的社会暂露头角的父母更有能力为孩子的适应提前做准备。自然成长的孩子可能在自由玩耍中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但是协作培养的孩子会更有潜力在未来的公共机构中受益。（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例子，与城市里长大的孩子相比，许多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在上大学和大学毕业之后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来适应城市环境。）

所谓最好的教养方式其实不是可以随便选择的，而是由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适应当下生活的社会环境的育儿方式才是最好的方式。在现代化社会，我们已经不可能再找回童年的自由散漫，无论我们花多少时间带孩子去北京郊区玩耍，都是一种被“圈养”的玩耍，也只有经济实力不错的家庭才能实现这种玩耍。

还抱着对童年的怀念来决定放养孩子的父母，他们恐怕在执行一种浪漫的幻想；还觉得孩子应该自由玩耍到初中的父母，他们恐怕是被放养理念误导了。“放养”和“圈养”虽然是对立的两个词，但是它们的界限并不应该如此分明。更准确地说，“放养”的核心应是放下对孩子心灵的束缚，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在实际行动上执行“圈养”，即主动给孩子提供系统化的训练机会去完善心灵的成长。

在激烈竞争的社会，聪明的父母，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法，让孩子能在巨大的学业压力面前仍能保持自由的心灵，而不是在自由散漫，整日傻玩，随意做决定中去找到自由的心灵。

对自家孩子的教养不是一刀切，而是认真考虑何种情况下应该松，何种情况下应该紧，这才是我们用理智控制大脑的开始。